真亦假来假易真，人人争着拜财神，许诺香油金箔片，但求无为行有为。
松赞大妙来到教堂名为拜神实是踢馆，上来就揭短，把一殿圣人说得一无是处，又把圣经造假篡改一事抖落了个分明。
他告诉明冥：
罗马引入基督教为了安邦，然后主持了对犹太经典的全面改造，并销毁原版经书和把那些还记得与继续传扬旧版的宗教徒们冠以恶魔之名，放在柴火堆里焚烧。
随着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罗马，东罗马的经济、文化与信仰重心逐渐转移到拜占庭，而西罗马的经济与政治重心仍在罗马，其宗教中心则稳定于梵蒂冈地区——虽然严格来说，那时的“梵蒂冈”尚未成为独立的教权国家，但自公元326年起，君士坦丁支持修建的大教堂便已成为教廷的驻地与象征。
东西教会大分裂后，东罗马教会开始自称“正教”，即东正教；而西罗马教会在拥有经由教义整合与政治影响重塑过的新约文本之后，逐步发展出独立体系，最终以“天主教”之名自居，并在教义与权力结构上区别于早期普世教会。
虽然改名为“天主教”，但它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完成了一项深远的转变计划：将信仰重心由不可见的上帝，转向具象化的耶稣形象，使其不仅成为教义核心，更逐渐被神化；而玛利亚亦被封为圣母，进入圣徒崇拜体系。在这一神学重构过程中，几位关键教父与会议主持人也被追封为圣人，成为教义的守护者与象征人物。
至此，天主教由一个早期强调一神论与伦理实践的信仰体系，演变为名义上一神论、实质上包含强烈教权等级制度与圣人崇拜的宗教社团。
它不仅成为灵魂的中介，更成为权力的主体。天主教会逐步积极介入财富积累与世俗政治，拥有土地、税收、军队、法庭，甚至能废立国王。为了夺取中东地区的财富、土地与信仰控制权，自11世纪起，它在两百年间主导发动了九次十字军东征。
这些以“神之名义”进行的战争，其结果往往是铁与火的碾压，许多城池被屠，血流成河，甚至据史书记载，某些屠城之夜，尸横遍野，鲜血漫过膝盖。
在那个时期中，主持这项工作的被称为“马吉安派（Marcionism）”。马吉安派的文本只记述耶稣三十岁后的公开事工，刻意抹除耶稣与犹太传统的联系，并试图剔除一切旧约影响。至于耶稣“东方求学”及其往来书信的说法，目前未见早期文献支持，更可能是后世神秘传统的再创构想。
（注：马吉安约于144年被逐出罗马教会，随后在各地建立自己的教会团体，并编辑了早期著名的“马吉安正典”，主要由《路加福音》的简化版和十封保罗书信组成。其极端的“保罗中心主义”与排犹立场，推动了正统教会对新约正典边界的加速确立，最终于325年尼西亚公会议前后被定为异端。）值得一提的是，在君士坦丁时代，并不属于主流正教体系的某些东方修士群体保留了神秘主义传统，其中较具争议性的是“蒙塔努派（Montanism）”（又译孟他努派，起源于2世纪小亚细亚）。他们强调先知启示与圣灵直接降临，自称为“圣灵的喉舌”，主张神谕优先于教会制度。此教派于177年被小亚细亚教会开除，后于381年君士坦丁堡会议上被正式定性为异端。
著名教父特图良（Tertullian）在生命后期确实曾倾向蒙塔努派立场，虽未加入其组织，但肯定其灵性热忱。他是最早提出“Trinitas（三位一体）”拉丁词汇的人之一。在他的早期思想中，三位一体的概念强调圣父、圣子与圣灵共同来自一源、彼此有区别但本质统一。而一些神秘派系则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源头神性”（Pleroma）与人人内具神性之说——只要人能回归本源之知，就不再需要外祈外求。
然而，这类强调“直通圣灵”的教派天然与主教制教会体系产生张力。由于这些通灵团体对正典文本持怀疑态度，试图辨伪存真，自然引发罗马主教团体的强烈不安。虽然“梵蒂冈派兵剿灭”之说并无史据支撑，蒙塔努派确实在教会政治压制与自身组织老化中逐渐失势。而他们原有的“神启者”体系也因缺乏制度化继承机制，在百余年内便衰败殆尽，成为神秘宗教历史中的昙花一现。
自此，福音文本、耶稣言行、使徒记述的编纂权与诠释权逐步收归于主教会议与教廷机构之手。而那些与马吉安主义理念不合、又与神秘派传统有所重合的材料，若未被明文定为“伪经”，也常常在流传中被边缘化，最终淡出历史的主流叙述。
此外，与主流教会在“真理”上展开教义抗争的，还有“诺斯替派（Gnosticism）”。他们曾获得一批独立于正典系统的文本资料，其中包括《多马福音》《腓力福音》《真理福音》等，这使他们形成一套与正统截然不同的宇宙观：他们认为，物质世界是灵性堕落的产物，是“下级造物主”之作，而真正的灵界则由超越概念的意识实体所构成。这些“意识之主”被称为造物者（Demiurge）或神性投影，其背后源自唯一的本源——被称为“Pleroma Bythos”，意为“丰盛的深渊”。
在这一宇宙论中，一切圣子与神灵都是Pleroma之流溢（emanation），他们的最终归宿不是天国，也不是审判，而是那片超越形式与分离的原初之海——寂静之渊。
后来这个教派内部分裂成两个对立的组织：一方说灵有善恶，就像人有好坏一般；另一方则坚信所有在故事与遭遇中扮演恶人与恶灵的，都是本着善意的初衷来给你出题的——因为如果没有挫折与损失，就不可能体会到顺利与充盈。就好像黑夜与白昼本自同性，交替对比形成生灭往复的周期，才能让不能恒久的无常有了动态的永恒。
本善派之后又分裂成了柔和二元论派和绝对一元论派。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绝对一元论其实也是二元论的一种，也还不能理解在多维多元的世界中，所有可能性都同时存在着，没有任何的绝对可以成为无谬的真理。
按照公元前圣经的记载，掌管与缔造本物质位面的“神”，其实在意识进化的位阶上并不高；而耶稣来此经历其特定故事线，也只是为了完成他这生的心智启迪与自我价值实现。
最关键的一点是，耶稣明确地说：在这世界中的人们，在场景里的人们，有些是有自己灵魂的，更多的人物角色只是暂时成为这世界中的背景。
当然这些论调与教廷宣扬的标准信条是相冲突的，所以他们都被叫做异教徒。为避免杀身之祸，诺斯替派最后化整为零，潜伏入各个主流教派社团中，然后把他们掌握的真实文献藏入世界各地的地窖里。
从死海古卷里发现，耶稣告诉门徒说：有一个伟大而无边无际的领域，没有任何世代的天使能看到它的全貌、了解它的范围。那领域中有一个核心，是伟大但无形的合一意识，一切都起于那里又终于那里，从没有哪个灵界的天使能用灵眼看见过它。我来之处，你们所说的灵界，也只不过是和这里一样的剧场而已。因此从没有哪个个体的心灵能全然地理解它所具有的思想，也没有什么名字可以称呼它。在我来的地方，我们叫它，本真的源头与一切的归宿。所以我说它是A也是Z。
据我所知那是一大片浓密发光的云，从那里生成了所有的神与天使。当然没有谁生来就是神的，当你从天使进阶成神时，也就是该携带你所有智慧与能量回归它的时候了。
这回归之地的入口被叫做“巴贝拉”(Barbelo)，即“永世之地”(Aeon)，又被叫做圣母的子宫或寂静涅槃处。当圣灵得以用神的身份步入到这“子宫”中，再走出来时，它成为了“自生者”(Self-Generated)。这经过合一后涅槃重生的弱小灵体就是圣子，它失去了一切记忆与能量，重新变得弱小无助与空灵，但却因此拥有了全新的可能性，让自己可以借由不同的机缘，化生成任何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经历任何自己想要经历的历程。它既是那过往的自己又不再是那个过往的自己，重新成为低阶天使中的一员——一名新生的圣子。
在被发现的早期基督教手稿之一《犹大福音》中，基督告诉门徒，主持与安排他被出卖、杀死、再复生这场演出的灵叫“你不露”(Nebro)，意思是反思者。在犹大出卖耶稣之前的那个晚上，耶稣在晚餐时说：你们中有人今晚要三次说不认识我，有人却要指出哪个是我。
当耶稣目光扫过众人时，犹大对耶稣说：我知道你的本体是谁，也知道你从何而来，你来自巴贝拉，而我也来自那里。
我不配提起这一切的编剧，但我会按照约定完成我的使命，你会因自我牺牲而被歌颂传扬；而我因同样的原因，将被唾骂摒弃，你说咱俩谁的十字架更重些呢？
耶稣立刻明白了谁是和自己一个剧组的。
于是耶稣告诉门徒们说：世上有两种人，一种会死亡，他们的存在让世界变得更生动丰满，但他们的存在是借来的；另一种人是生命的经历者与过客，他们不会真正地死亡，只是从一个皮囊旅行到另一个皮囊，从一幕故事步入另一场演出，如此不断更换着名字与身份。
明冥此时眉头紧锁地凝视着面前的喇嘛说：“你是魔鬼还是天使？你的话语让我深思又质疑。且不说我们西方宗教的发展史和圣经内容里有多少可盲从，请你和我说说你们的宗教与核心思想吧。我真的很愿意了解更多。”松赞大妙说：“我本人来自藏区，但我所知与习却远比一隅一地的高僧丰富。只不过这个话题太大，我不吃不喝地说上三年，或许也只能讲个皮毛。请你问出你最关心的问题，我尽量回答你的疑问。”明冥想了一会儿说：“好吧，我有三个问题：
第一，印度教与你们有什么关系与不同？日本佛教为什么和你们成为了竞争信徒的对手？
第二，我听说你们的高僧可以灵魂转世，带着前世记忆成为灵童，之后再次成为宗教领袖，这是怎么回事？是真的吗？
第三，我知道你们有两个最高宗教领袖，一个叫班禅，一个是达赖，这两者是什么关系？”松赞大妙笑了，然后笑着说：“你的问题直指核心且相互都有联系，如果我想给你说明白，需要从佛教发展史开始。
其实佛教诞生在喜马拉雅山畔的平原上，它与印度教不同之处在于，印度教是民族地域性宗教，没有普世性思想价值，是征服印度土族的雅利安白人想出的一种宗教体系。核心内容就是确定白人至上和原生土著人天生卑贱，只要安心做奴隶不反抗，下辈子或许就能投生成雅利安。印度教本身是多神教，有自己的一整套神学逻辑，并且每个神都很人性，即好斗、争风吃醋、好色贪财，并且各自有其专属的私属领域。
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雅利安人借鉴了地中海神话体系，又融入了古印度大陆故有的神话传说。
佛教与之不同的是：佛教是世界性的且不是多神论的，甚至佛教的本真中是坚定的无神论者，这里就和日本佛教与中原北派佛教大有不同了。其实还有一派叫做南传佛教，也叫小乘佛教，就是从喜马拉雅山西行南下的那一支。他们影响了中东地区与新马泰地区。
要知道佛陀在世时，说法分为四个大阶段：
佛陀开悟后，开始与世人说法，但最初说的是入世法，即启迪人们思想的初阶奥义。这部分主要讲的是如何透过明心见性自渡觉醒，成为人生的观者，而不自迷于红尘欲海或宗教迷信。在这一阶段里，佛陀主要是教人们怎么开始破除我执——这个我当然是肉身角色我。
之后随着僧团里大多数人完成了自渡的浅显功夫，佛陀开始说第二重秘钥：利他渡人与自渡的关系。告诉僧团众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世人皆是自己的老师，通过说法渡人、讲道理，在让他人受益的同时，自己也能捋顺所学所知，并学会怎么把深奥的真理顺畅地在适合的人面前讲出来，通过善男子善女人的问题，展开更深入的思考。
前者第一步是小乘佛教经典中的内容，第二步多是大乘佛教经典中的内容，就好像想要学会驾驶跨海大船，先要掌握开小船的技巧。
之后佛陀开始系统地讲述色空不二这个道理，告诉门徒弟子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借假修真、历世修行的真正价值与意义。本位面中的一切都是幻梦一场，而灵界中的一切也都是一场幻梦，要是存有所求之心修行，那必定会因得失心而生阻碍。不可拜偶像，不可念死经，戒律是维系僧团的根本，但不可执于律条，什么时候办什么事的变通能力要有，陷入法执就不妙了。
要知道求上天堂、去极乐的人，都是有我执且住相的，不然谁去天堂享受极乐、去了极乐净土怎知那是极乐净土呢？
所以在佛陀圆寂前一年，他开始传最深层的法义——‘第四重至深密’，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密传’部分，其中的核心便是‘三法印’。他指出：一切法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寂静。佛陀深知，在他离世后，僧团势必因名闻、利养、权势而再次产生分裂，而种种伪经与邪说将会披着袈裟迷惑世间。因此他特别为后世立下法印为辨识真伪之标尺，即不论谁说法，只要违背三法印，便不是佛法正道。
事实上，佛陀在世时，僧团就已经历过一次重大分裂：由他的堂弟提婆达多（Devadatta）所领导的一支分裂团体，试图推动极端苦行、割裂佛陀教义，并试图取代佛陀成为僧团领袖。这一分裂事件在佛典中被称为‘破僧’——提婆达多派虽非汉传佛教‘律宗’的直接起源，但强调形式与戒律的倾向在彼时已初见端倪。
从那之后，类似的分裂便未曾中断。一旦僧团发展至一定规模，便有人因见解不同或理念相异而另立门户。这其中有主动分裂而创宗立派者，也有被边缘化后不得不自立者。佛教因此不断分化出诸多学派与宗流——从最早期的部派佛教，到大乘佛教的兴起，再至密教、禅宗乃至近代新兴宗派，皆承此历史之律动而来。
‘诸行无常，无法执、诸法无我，断我执、涅槃寂静，灭渡轮替。’此时的佛陀已经在意识层面上了知和看到了虚空本源的内核部分，所说所传都与本界面中的实际生活无关。所以这些经文并不对初学者或百姓开放，怕引起无知者陷入虚无主义的误区。要知道我们的世界既不是唯物的，也不是唯心的。因为心、物其实都是针对角色小我来说的，在这个层面上讨论问题对于佛教的根本意来说，就太过肤浅了——那属于世人哲学领域的范畴，是人当思考的问题而非灵。
我们藏传佛教，其实发展起源是很晚的，在公元500年后，才开始有所发展与传承，并因历史原因分裂成白教、红教、黄教、花教。
要知道，所谓‘第四密’并非语言所能诠释，它指的是一种在般若智慧中才能亲证的真实境界，唯有大彻大悟者在最深的定慧圆融中方可亲身印证。普通修行者即便是高僧，也多只能止步于‘灵界通透’的阶段，这被象征性地称为‘第三密’。
达摩所传之心法，正是这‘第三密’的核心——禅宗。其法义从‘无我’入手，破执破相，直指本心，明心见性，不受生灭、成败、得失、苦乐之所系。无常既无所系，则轮回复何可惧？所谓‘如来藏’，即是不动本性、本觉真心的自性呈显。
可惜的是，随着禅法流入世间，在传播与弘扬的过程中，佛法逐渐遭遇教义的误解与形式的僵化。至公元650年前后，南宗祖慧能（638年生），于青年时得法于五祖弘忍，因慧解惊世、见地独具，却招致北宗门人嫉妒。于是，慧能连夜携带衣钵、经卷与无上心法南下，隐迹岭南，成为后世禅宗南宗的开山祖。
北宗因执于渐修、重在诵教，而逐渐流于形式；而慧能所承之法‘直指人心、顿悟成佛’则代表了达摩‘第三密’心法的真正流传。至此，中原佛教的命脉，在历史深夜中悄然南转，一如灯火移盏，真义承于幽微。
这让中国佛教进入到了多流派阶段。那些失去衣钵传承、摸不到佛法真实意的僧人们也要继续活下去啊，于是就尊神秀为首领，按照‘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擦拭，莫使染尘埃’的法门展开修行，主张日日空念佛号、号号不断于口，心意借此空灵，然后早日死去，得入极乐净土。因为北门失去了衣钵传承和经文密启，开始自己编撰经书，并让经书与其主张相呼应——就在欧洲大主教们努力地改写圣经原意时，东方的僧人其实也在干着相同的事情。
公元640年前后，藏地的王权与宗教势力之间逐渐形成张力。
当时的吐蕃王松赞干布为巩固中央政权，希望引入外来宗教以平衡和制约本地强大的苯教传统。因此，他分别从大唐迎娶文成公主，带来汉地佛教文化；从尼泊尔迎娶赤尊公主，带来南亚佛教与工艺传统——两位公主均带来了佛像与经典，也伴随着僧团入藏。
随着佛法初传，藏地佛教开始与本土苯教发生思想和修行上的碰撞。苯教修行者中不乏精通密法与修炼之术者，他们主张通过‘神通较量’来判定教义的高低。面对这种对抗，佛教僧众多持守清净戒律，不事神通法力，认为比斗并非弘法之正道，于是面临传播上的窘境。
约在公元8世纪，赤松德赞登基。为了振兴佛教，他决心从外域迎请真正具足密法实修之大德。有人告知他，在喜马拉雅以南的乌仗那国（今巴基斯坦一带），有一位证悟深广、通达密法的尊者——莲花生大师（Padmasambhava），既通显教之理，又能以密法降伏障难，适合调和藏地复杂的宗教局势。
虽有顾虑莲花生修持风格中有‘男女双修’等密续法门，可能引起戒律门派的质疑，但赤松德赞权衡利弊，毅然遣使迎请。莲花生大师应邀入藏，以无畏之力调伏山神地鬼，平息障碍，并与寂护大师共同主持创建桑耶寺——西藏历史上第一座有比丘僧团的寺院，正式确立佛教的传法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苯教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逐步与佛教密法相互融合、吸收、适应。佛教吸纳了苯教的部分仪轨与象征体系，而苯教也向佛法义理靠拢，形成了藏传佛教中特有的融合面貌。
随后，藏传佛教逐渐发展出多个传承与风格：
宁玛派（红教），以莲花生为祖，承古密法；
噶举派、萨迦派等白教、花教支脉，注重师徒传承与实修；
格鲁派（黄教），由宗喀巴大师创立，倡导戒律与教理并重。
这几大传承既各具特色，又有高度互融，构成了后世所谓藏传佛教的红白黄花‘四教’。
在这种情况下，藏区陷入了宗教各派势力与各氏族大老爷们间的权力统治斗争，最后宗教压制了地主和领主，成为藏区的精神与政治领袖。可是四派明暗纷争并未因此停歇，甚至开始武力争斗。那一时期每个社团都拥立出一个活佛出来，代表神明说话，可是活佛的寿命都不长，病逝或被暗杀很常见。活佛过世后，谁来续任就成为当地贵族和宗教社团间相互角力的焦点，不同的贵族与社团里不同的帮派都各自拥戴自己人当新活佛，一时间乱象横生。
有大师出主意，不如每个势力都推举出一个小孩，来争当活佛，在孩子成年前，就由其幕后的势力实际掌权，孩子长大后当然也就是那个势力或团体的傀儡了。这个主意可有效地避免各势力间的正面拼杀，大家都把心思花在怎么纵横联盟。
最后不同社团推选出两到三个‘灵童’，每个孩子的名字都写在纸条上，把纸条放入金壶里，用摇骰子的方式，随机选出一个天选之子。这就公平地解决了相互内斗的问题，而且政权轮替利用随机的方式，大家都有希望，不用狗咬狗一嘴毛地搞得失了和气。
这种灵童转世的办法，让过去内斗纷争不断的藏区各个势力获得了发展与合作的机会，藏区的经济与军事空前快速发展，贵族们相互联盟却团结对外。这让中原皇庭感到惶恐：藏区文化独特，自成体系，如果自强很容易失控。于是中原皇庭紧急认命了一个宗教领袖，即第三世达赖喇嘛，追封其师父为第二与第一世，让其统领各地活佛。
可很快发现，达赖喇嘛体系权力日隆，宗教与俗世政权一体掌控，隐隐形成‘一家独大’之势，令中央生出忧虑。为防后患，清朝乾隆年间正式确立了‘班禅额尔德尼’制度，追封历代祖师为历世班禅，以与达赖喇嘛地位并重、相互牵制（注：两者皆出自黄教系统，但管辖影响范围有异）。
至此形成‘达赖-班禅’两套系统，虽皆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高位传承，却分驻不同寺庙与藏区，一南一北，互为掣肘，也互为借力。
中央集权的朝廷也从中吸取经验：为了确保对藏区的控制，在每一位达赖或班禅圆寂后，中央都要介入“灵童寻访”程序。
藏地各大政治与宗教势力便会派出代表，寻访疑似灵童，依据异象梦兆、灵验预示、转世线索进行遴选。各派最终会提出几个候选者，送往京城——在清代，则是北京，由中央主持最终确认程序。
若局势明朗、朝廷已心有所属，则可直接颁令册封；若藏地派系相互牵制、难分高下，则动用‘金瓶掣签’制度：以金瓶盛签，摇签决断，用仪式的庄重掩盖政治的现实。
这一制度由乾隆皇帝于1793年颁布，目的正是为了防止灵童认定过程中因宗教世俗势力干预而造成的混乱。各派若互不服气，只能听天由命，也都难以公然反对中央旨意。
最后说日本佛教，它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他们的遣唐使自己到中原去学回去的，一部分是中国高僧东渡带过去的。但东西到了日本也就变了味道：僧人可以娶妻生子；寺庙是一个文化窗口，提供心灵寄托与安抚的心理学工作；僧人可家族继承寺庙与职业，所以僧人娶妻生子，把这当作一份稳定的职业来做。他们说的是佛法、做的是佛事，但与我们藏传的信仰还是有所不同的。”明冥有些释然——看来不断分裂且弄虚作假的不光是自己所在的天主教，东方那里也好不到哪儿去。细细品味了松赞大妙的话语后，明冥追问：
“小乘自省自性光明，大乘明白了众生本一，那请问第三密的如来藏到底说的是什么？还有，你们藏传密宗和中土显教的根本差别在哪里呢？”